背部疼痛的原因有很多。首先是背部的组织器官的病变，比如背部的肌肉、肌腱的炎症，非炎性的病变也会引起背部的疼痛、另外像骨骼，比如像脊柱的本身的病变，也会出现背部疼痛。当然了还有一种胸腹腔的器官的病变，会出现反射性的疼痛，像食管的病变、像胆囊的病变、还有像胃的病变或者是胰腺的病变也会出现背部的疼痛。背部疼痛有很多种情况，因此很难和癌症能够相联系在一起，如果是食管癌或者胰腺癌，早期的情况下，一般也很少出现背部的疼痛的情况。因此背部的疼痛不是一种癌症早期的信号，临床上出现胃部疼痛的时候，也要寻找一下背部疼痛的原因。

癌症转移到骨头的前兆，一般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前兆的，只有真正的发生了癌症的骨头转移以后，引起了一些症状，临床上才会发现肿瘤发生了骨头转移了，前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前兆的。另外，如果是还没有出现症状之前，也就是刚发生骨转移，还没有引起明显的骨质破坏的情况下，通过一些检查，比如骨骼的同位素检查、全身骨扫描，这时候就会出现骨骼上一些染色比较深的区域。或者是PET的检查，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骨骼的转移，但是还没有出现像转移性的骨骼的疼痛，像一些病理性的骨折等等，还没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，通过影像学的检查，像PET或者是像同位素骨扫描，也发现转移了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是前兆，这就是它的前兆，从症状方面来说不存在前兆。

化疗期间贫血可以通过调整化疗剂量、输血、补铁、用EPO这类的药物进行治疗。血色素降低到一定的值，可以判定患者是贫血，结合病因，由癌性、骨髓抑制、还是其他因素，进行相应治疗。贫血是骨髓抑制的表现。化疗期间，贫血考虑是化疗药物所导致骨髓抑制的表现。肿瘤患者对于癌性贫血比较常见，还有是营养性贫血，消化道肿瘤患者有时由于营养物质的吸收，有了问题，也会出现缺铁贫还有其他类型的贫血。骨髓抑制的患者，调整化疗剂量；严重的贫血有输血；还有对于营养性的贫血，特别是缺铁贫血，会补铁，也能得到很好的效果。对于癌性贫血，一方面是对症治疗，一方面也对于符合适应症患者，用EPO这类的药物。所以不同病因、不同分析，有不同治疗。

早期肺癌筛查人群有肺癌有高危人群，有家族史，结核病史等。由于肺癌，尤其中晚期肺癌死亡率，就是五年的生存率，治疗后五年生存率都比较低。因此，目前早期肺癌的筛查就是显得非常重要。首先、肺癌有高危人群，比如45周岁以上的、压力比较大的人群，这是一个重点筛查的人群；二、有家族史，比如家里头有得过肺癌或者相关自己的近亲有得过肺癌，这类也属于高危人群；三、包括一些结核病史、机体免疫力明确的有下降的这样病史的一些人，可以适当的把他肺癌的筛查的时间段降低一些，比如说40甚至30多岁；四、就是有接触粉尘史的或接触化学药品的这类人群，也是肺癌筛查的一个高危人群；五、长期吸烟的人群，尤其是大量吸烟，以及接受二手烟的人群，还有一些妇女经常在油烟状态下炒菜，这些接触油烟这类人群，都是一个早期肺癌筛查的高危人群。因此作为高危人群的筛查，是现在早期肺癌筛查的一个主要的方向。另外，早期肺癌筛查一定要去选择一个正规的体检机构或者医疗机构，这样就可以保证筛查的质量。

未来目标三个层面都要发挥作用，从政府层面，2018年已经把癌症这样一个重大疾病作为国家重点研究的对象，在药物上像免疫治疗、像靶向治疗，国务院都做出了很多像进口药的零关税、像医保的降价、药商谈判，让药物能更好的让癌症病人得到实惠。但是在放疗的举措上，还需要加大一把，放疗能够直接有效的让癌症治疗水平提高，达到更高的生存率，提高局控率，改善患者受惠的策略改变。应该是路径比药物更优，然后成本更低，老百姓受惠更实在，这是第一个政府层面。第二个，广大的放疗专业人士要去进一步推动现在的一些数据差异，当然包括卫健委，在装备配置上和国际的标准要求差距缩小，总得想办法让全国各地的装备配置更多，装备多，放疗的人员就多，人多势众、羊群效应，现在装备整个放疗的需求仅仅才1/5，在3到5年应该有规划，要补足放疗装备严重不足的短板。第三要出台相应每台机器标准治疗人数的法律规定，因为一台机器治疗过多，医院就垄断了大量的病人，像庙很大，名气很大，但质控并没有得到保障，来治疗病人的水平、疗效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提升，它其实是一个反向作用。医院装不了这么多机器，广大的地区就能够普及更多机器，广大的病人就能够在对放疗的认知更全面地理解，成为良性互动和循环。第三还要鼓励更多医疗产业发展，民营资本要进入一种放疗医院的建设，在更多省、地、县，做到大病不出县。因为肿瘤病是慢病，如果跑到北京，医保可以报，看病来就是一家人而且时间很长，路费很贵，要全面发展各个地区放疗的装备配置的可及性。第二，治疗水平的均衡性；第三，整个诊疗水平要全面提高，可能3到5年，期待的目标有可能就会改变。